長江商報消息

 ●長江商報公益記者 李璟

日前，由湖北省檢察機關提起的“長江十年禁漁”行政公益訴訟第一案公開宣判。法院支持了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確認湖北老河口市農業農村局未能對漢江老河口段電打魚、地籠網捕魚等非法捕撈現象全面履行監督和管理職責。

公益訴訟制度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制度設計。作為第一個開展長江流域生態保護公益訴訟專項行動的省份，近年來，湖北用實際行動深刻踐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公益訴訟走在全國前列。

然而，2021年春天，湖北公益訴訟的“拓荒�！薄⑹�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王朝陽，永遠地離開了他未竟的公益訴訟事業。以“公共利益的代表”的責任感、使命感，不斷找準公益訴訟與生態環保結合點，精準發力，凝聚起環境保護的合力，這名“公益衛士”用生命詮釋擔當，回應人民群眾對綠水青山的熱切期盼。

打造公益訴訟湖北品牌

誕生于新時代的公益訴訟，是一種兜底性司法保障手段。公益訴訟直接涉及民生，更關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2017年，公益訴訟制度被寫入立法，在全國全面推開。2019年4月，湖北省檢察院成立第八檢察部，長期分管公益訴訟業務的檢察官王朝陽擔任主任，專司公益訴訟檢察職能。

長江經濟帶被譽為中國經濟的“金腰帶”，湖北，是長江經濟帶中承東啟西的重要樞紐。多年來，湖北用實際行動深刻踐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公益訴訟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打造出湖北品牌和湖北樣本。湖北省檢察院3次在最高檢相關會議上交流發言，3件長江保護類公益訴訟案件被最高檢評為典型案例。

2018年，中央提出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作為湖北公益訴訟制度的“拓荒�！�，王朝陽敏銳地捕捉到，保護長江流域生態，檢察機關大有可為。在他的建言下，湖北率全國之先開展“長江流域生態保護公益訴訟專項行動”，以水資源保護、岸線資源保護、森林湖泊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為監督重點，督促治理污染水域8.24萬畝，清理河道244公里，恢復林地2604畝，守護了荊楚綠水青山。

2020年11月，歐洲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龍迪等人到湖北宜昌開展中外生態保護比較研究。在長江三峽的一艘客輪上，王朝陽向眾人展示了在專項行動中，檢察建議推動下西陵峽口悅江山莊懸崖酒店整改拆違情況。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的龍迪感慨道：“一路走來，我感到中國開展長江大保護非常及時，力度很大，效果很好……這讓我想起了我們歐洲萊茵河等河流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我想，只要繼續堅持下去，肯定能夠治理得很好！”

2020年1月，《湖北省鄉村振興促進條例》出臺，王朝陽立刻建議，開展“服務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公益訴訟專項監督行動”，強化在農村環境資源破壞、農村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的監督，服務湖北美麗鄉村建設。隨后，他和同事們又創新推出的“中小學校園、幼兒園及周邊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專項行動”“高鐵沿線安全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全面推進湖北公益訴訟事業。

2019年、2020年湖北行政公益訴訟起訴數，分別位居全國第2和第1。其中，1件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性案例，9件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除了夜以繼日地辦案，他還及時總結辦案經驗，推動形成保護公益的制度性、規范性文件和可復制、可借鑒的湖北經驗。

“我們黃石有一處山腳，過去只能用‘臟、亂、差’來形容；后來，王朝陽帶著我們一起辦案，督促有關部門積極整改；現在，這里已經成了網紅打卡地……他還和我約好了待春暖花開時去那里開展‘回頭看’，但這次他食言了……”在接受長江商報公益記者采訪時，黃石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秦國文幾度哽咽。

2021年1月2日下午，因心臟病突發，王朝陽永遠離開了他鐘愛的公益訴訟事業，生命的刻度，定格在50歲的年輪上。消息來得太突然。就在當天上午，他還在跟同事商量湖北自主研發的“公益訴訟輔助辦案系統”修改完善問題，并約好要一起去湖北省生態環境廳溝通環保執法數據分享。

梳理王朝陽生命最后的時光，沒有哪一天離開過他熱愛的公益訴訟事業。在湖北檢察系統，特別是公益訴訟領域，說起王朝陽，幾乎所有人的評價都有相同的一句話：“他把公益訴訟當作使命和事業來做，一心撲在工作上�！�

“公益訴訟是一項嶄新、開拓性的工作，改革的思想需要積極的人推動。”湖北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金鑫在日前追思王朝陽的活動上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正是有了一個個像王朝陽這樣的“公益衛士”，保護公共利益才會在荊楚大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讓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生態環境治理的獲得感�！霸诤�北檢察公益訴訟品牌里，閃耀著‘朝陽’的光芒�！�

打通公益保護的“最后一公里”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多次提及“公益訴訟”。2020年，公益訴訟檢察有序拓展，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51260件，同比上升19.2%。其中，民事公益訴訟1.4萬件，行政公益訴訟13.7萬件，同比分別上升1倍和14.4%。

事實上，除了檢察院之外，公益訴訟的主體還包括社會公益團體和個人等。無論是自然人、社會組織、檢察機關，還是行政機關作為原告參與公益訴訟，都存在各自的優勢和劣勢。因此，建立一種互補的多元制主體模式將更符合現實所需。

早在2019年，最高檢的報告就強調“凝聚公益保護共識、打造社會治理共同體”，并就此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和建議。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保護者，予公民公益訴訟起訴權是法律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介紹，目前綠發會有一百多起公益訴訟案件，有十多起案件得到了檢察機關的支持。雖然檢察機關和社會組織這兩類主體存在一些合作，但大范圍或高頻率的支持協作可能還是很少，更多的是平行發展，沒有太多交集。

他認為，檢察機關和社會組織應結成維護公共利益的法律共同體，推進實踐和理論研究良性互動�！叭绻�雙方能夠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至少在公益訴訟這項工作中二者能夠達成共識，我相信這對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等將取得非常大的突破和進展�！�

隨著公益訴訟機制的不斷完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站出來，承擔起公益訴訟的責任。另一方面，不少社會公益組織也與地方檢察機關強強聯手，探索“檢察公益訴訟+社會公益組織”深度融合的檢察公益訴訟新路徑，打通公益保護的最后一公里。

去年10月，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檢察院與黃埔區平安促進會、黃埔區青年志愿者協會共同簽訂《關于建立公益志愿者守護公共利益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合作營造全民參與公益訴訟、公益保護的氛圍。黃埔區一支3萬人的公益志愿者隊伍即日上崗，參與到公益訴訟線索提供、回訪現場、參與聽證、答疑解惑，以及公益訴訟法律法規宣傳等工作之中。

今年1月，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與中華環保聯合會簽訂《關于加強協作配合共同推進內蒙古環境公益訴訟工作的意見》。通過建立工作協作機制，對于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工作中遇到的相關領域專業性問題需要協助的，中華環保聯合會提供專業咨詢、專家論證、技術協助等。同時，雙方建立線索雙向移送機制，對發現的可由對方辦理的公益訴訟案件線索，通過聯席會議機制移送辦理并及時反饋辦理情況。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庭長張樂喜表示，社會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仍然是有生力量，且潛力巨大。“雖案件數量呈增長趨勢，但相比檢察機關，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數量較少。檢察機關應該是主力軍，社會組織仍可發揮重大作用�！�

王朝陽（右）在漢江老河口段水域非法捕撈現場調查。本版圖片受訪者供圖王朝陽（右二）向歐洲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龍迪介紹長江流域生態保護公益訴訟情況。

責編：ZB